【李稻葵校友概况】
李稻葵，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1992年至1999年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7年至1998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1999年至2004年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回北京是回家，回清华是寻根
李稻葵学长出生在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下放，辗转到湖南、江西和四川等地，16 岁回到清华园读书，是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大学五年，是李稻葵学长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时光。当时李稻葵学长一共学习54门课，要学各种语言，他每天早早的起床背英文，然后经过无比充实的一天，晚上到主楼东三楼的教室收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很忙碌，但从来没有累的感觉，李稻葵学长认为那五年也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五年。所以经过多年的国外漂泊，如今他又选择回到清华园里，是回家，也是寻根。
二十年来，李稻葵学长在世界各地搬了无数次的家，加上五岁时就帮着父母搬家下放五七干校,戏称自己是个搬家专业户, 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听惯了拉粘胶纸加封纸箱的声音。回清华之前，他从没有买过房子，也没置办过像样的家俱，都是便于搬运的便利式家当，不是买不起，而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从没有过要在哪个地方安家的念头，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他从未找到那种安定的感觉。1999年，李稻葵老师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赶上香港第一大杂志《壹周刊》十周年社庆, 做了一个“香港百人的十年”的系列访谈，记者给李稻葵学长的采访命名为《处处无家处处家》，还配了一张他双手摊开显得有些清白无奈的照片，李稻葵学长觉得这题目这照片把自己半生的人生状态表现的极为贴切。
这次回北京回清华，对他来说是真真正正地回家了。也正因如此，尽管起初生活上有些不适应，但他说“可以慢慢的学习和适应”，因为他 “回家了”。
人生中三次“非理性”选择
大学毕业前夕，正值“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第一年，李稻葵学长李稻葵学长和经管学院其它6位学生外加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代表清华参加考试，当时全国唯有清华取得100％录取的成绩，而获得第二名的李稻葵学长更是收到了邹教授给他的申请哈佛留学的推荐。
由于是第一年，一切都进行的较晚，错过了申请截至期，但是恰逢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来北京，对李稻葵学长说：你先来做我们的访问学者吧，第二年我推荐你读书。于是21岁的李稻葵学长就带着求学梦远渡重洋。离开祖国的那天，他记得很清楚――1985年9月13号，一个星期五。由此也开始了他海外求学的漫漫生涯。
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学长正式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 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在随即开始的工作历程中，李稻葵学长称自己有三次“非理性”选择，他说这和经济学人理性选择的特性是截然相悖的。
从哈佛毕业后，纽约大学（NYU）商学院的金融系和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系同时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做助理教授，金融系的工资比经济系整整高出一倍，而且NYU的金融系水平不错，当时自称全美排名第四，隔壁就是华尔街。现在中国网民和股民无人不知的朗咸平教授就在NYU金融系做助理教授，但李稻葵学长执着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觉得兴趣既然在于经济学，日后如果在经济系工作照样可以研究金融问题，但反之就有些不务正业之嫌。于是他选择了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他称这是第一次“非理性”选择，他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的原则。
第二次是1999年离开美国，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一选择感到不理解，说香港学术名声不如美国好，中国人对香港科技大学这所极其年轻的大学不了解。当时美国南加洲大学（USC）诚心邀他加盟，许与终身教职，李稻葵学长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他至今也不后悔。他认为香港科大的学术环境，学术管理体制，学术标准以及师资水平一点不夸张地说是亚洲研究型大学的楷模，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迅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西班牙的庞毕罗大学一起被称为过去十年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奇迹。比如香港科大MBA 和EMBA的国际评比在亚洲总是名列前茅，这一点圈里的人是熟知的。事实上， 前一阵子北大教改，香港科大现象被明确拿出来讨论。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是旁门左道，而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却是主流。李稻葵在香港科大呆了五年，这五年他过得非常愉快，对科大总是心存感激。
第三次就是二十年后再回清华，很多人对此也有疑问。清华的工资福利待遇还不到香港的一半，生活和学术工作的条件比香港科技大学也差得不少。的确李稻葵学长回来后，起初有些不适应， 生活上的不便让他开始理解“张大民的苦恼”。但他认为能回来是一种福气，和香港比，中国内地是个完整的经济政治主体，而且是个影响日益巨大的经济政治体。这一点，不仅香港没法比，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欧洲各国都无法比。所以，中国就象今天的美国，在这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更有可能是学术的领跑者。换句话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李稻葵学长说，尽管自己可能会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更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说，海外很多同行也很想回来，但是没有条件回来，或是找不到象清华经管学院这样有魄力的对口单位，或是家里不支持。他打趣称自己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家庭这关，是因为儿子才五岁，所以他就代替儿子行使了投票权，这样一来就过半数通过了他的提议。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李稻葵学长的似箭归心。
带着出国的心态回国
如果说做特聘教授时，每年抽出一两个月到清华上课，在学院同行看来还有些身份上的特殊，那么现在，李稻葵学长彻头彻尾成了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在开始上班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只有一天由于外出开会，不在清华，不在他的办公室里。李稻葵学长和学院其它老师一样，朝来晚走、沉于教学与科研，中午和经济系同仁们在伟伦咖啡厅借午饭时间小聚，一样的忙碌，一样的朴素。但他心里明白，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今非昔比，不是他毕业时的情况，需要抱着出国的心态来学习，以适应和研究这个经过巨变而且还在变化的环境，这比去了解国外可能还难，所以必须象列宁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由于白天事情多而杂，李稻葵老师习惯晚上工作或是看书，但是家里人多，很挤，平均每个房间2.33个人，他开玩笑说他家的住房标准严格处于清华硕士生和本科生区间。于是他就在阳台上支了个办公桌，可是一开灯，蚊子就进来了，纱窗修了也没用，关上窗子又很闷，于是他就喜欢晚上到办公室，如果开车的话，去的时候好办，回到小区就没有车位了，只好骑自行车，可是工作结束想回家时，发现自行车丢了，李稻葵学长纳闷：车停在亮处，还有保安看着，怎么会丢呢？纳闷归纳闷，家还得回，看见李稻葵学长犯愁，学院的保安好心的说“我驮你一段吧”，一坐上自行车，李稻葵学长就后悔了：昏暗的路灯下，校园的大道上，他感觉实在是别扭，像是回娘家的小媳妇。无奈，李稻葵学长又买了一辆车，怕再丢，就兴事动众每每把自行车停在汽车车库里，怕得是再重温回娘家的感觉。晚上回家时，李稻葵学长叫门，保安来给开门，一来二去，车库保安和学长渐渐熟络了。
即使是工作上也不免有烦心之时，他知道需要保护自己的感觉，他说“尽管这些无奈客观存在，不能也不用否认，但是这个地方是家是根，所以就要包容，就需要耐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所有回国的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好在我去过各种不同的地方，见过许多不同的人和事，比较能学习。所以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兴趣多样 尤爱汽车音乐和体育
一直以来，李稻葵学长都认为自己是个认真的学者，但不是一流学者，因为不具备一流学者所具有的专注。李稻葵学长很佩服这样的学者：他们兴趣单一而专注。他说这是做一流学者非常必要的。他认为自己也没有做一个一流学者的驱动力，功名心很强的人更容易成功，这种功名心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贬义：有功名心的学者，会对自己的学术名声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这样就会有成为一流的重要驱动力，这是很可敬可爱的，是学校里教不出来的，好比体校教练特别喜欢挑选那些竞争心特强的好苗子，这是一个好运动员最宝贵的素质。 在这一点上，他自愧不如。
李稻葵学长是个功名心不重的人，兴趣爱好广泛。除了经济学，还有三大热爱：汽车、体育和音乐。因为热爱所以钻研。李稻葵学长对车的衷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国外这二十来年，他一共拥有过 30多辆车，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逛的就是汽车市场，刚到哈佛不到3个月，就花50美元从室友那儿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福特小牛，该车的原车主是哈佛的何玉奇教授（现任清华特聘教授）。在李稻葵学长手里，这破车竟被收拾的漂漂亮亮的，一次他把车停在哈佛应用科学系后面，被何教授看见了，这个哈佛的教授惊呼：“这是谁干得？这个人了不起，我要见这个人，雇他给我修车。” 李稻葵学长到香港科大后，校方还没跟他面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香港的汽车市场，钻到车底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裤子都磨破了，第二天没得穿，只好借别人的裤子去面谈。
李稻葵学长还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哈佛年代，常常买5美元的学生票，去波士顿花园球馆看球星们的比赛，对当时的球星包括Larry Bird，Kevin McHale，Robert Parish如数家珍。三年前年他到美国华盛顿开经济学年会，大家商量晚上搞个聚会。但他发现，当晚刚好有一场华盛顿奇才队主场对印地安娜队的比赛，那是麦克乔丹第二次复出的最后一个赛季，于是不惜重金，买得好位子的球票，早早前往球场观赛。老乔丹果真不负期望，苦战双加时，独得41分，取得了胜利。 李稻葵学长不好意思告诉同行们他要看球赛，就狡黠的称自己有别的事迟到了两个小时，他知道如果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这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们一定是摇头不解。学长不仅爱看球，更爱亲身实践，他每星期打两次球，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断歇，篮球场上更是结交了不少好友。现在清华北大回国人员中，就有一大帮是那时的球友，现在见面，还是以球会友。
他还喜欢音乐和戏剧，小时候父亲从江西干校转到四川工作，和一帮文艺界老同学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人送票，他就常常去看演出，看完了还不够，还经常和爸爸讨论“这个编剧怎么样，导演水平如何，假如我来重新做， 会怎么干”之类的问题。多年的国外生活，他的一大收获就是养成了欣赏严肃西方音乐的习惯，专门旁听哈佛音乐系本科生的课，学会了下午5点钟到波士顿交响乐厅排队买当晚演出的票价为5美元的学生票。
这种热情好象与他对经济学的态度如出一辙，却又是存在和释放于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里，让我有些惊讶的同时，又多多少少对李稻葵学长由敬仰生出几分亲切。
人生至此，更多得益于机缘、良师与益友
李稻葵觉得自己最幸运的是，周围总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影响并扶助着他。大学时代的一大批清华老师，让自己受益匪浅，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许多老师还在学院任教，比如同系的张金水教授。能有机会回母校和自己的老师作同事，是一个学生莫大的福分。大学时代同学间的影响，也收获匪浅，比如有一个同班同学，属于不用功的类型，常常不做作业，学期末时就会找到李稻葵学长问些古怪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他反而答不上来，因为他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解释，李稻葵学长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所以他说这个同学看问题能抓住要害，有深度，有穿透力，是个天才。后来这位同学在美国金融界做的很好。出国后更是如此，李稻葵学长结识了一大批目前在经济学界非常活跃的人物，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帮助。
清华、哈佛双料同学胡祖六，有湖南人的气派，大手笔，要做就做最好，待人接物显出领袖的风范，让他很受启发。哈佛同学，清华校友钱颖一，极其有逻辑性，做事严谨认真，不做则已，要做就做的一清二楚，“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刚到哈佛时的室友王一江，举重若轻，讲究直觉，悟性极强，什么事觉得勉强他一定不做，各方面想的透彻清楚了才采取行动，从不蛮干，常被称为“超级理性”。哈佛同学、多年的合作伙伴白重恩，数学家的思维非常严谨仔细，凡事总有独到见解。“这些人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多见的”李稻葵学长由衷的说“每个人都是好几本精彩的书”，值得好好读下去。
一些提拔过他的良师，李稻葵学长终身感激不尽，哈佛的论文指导老师Mashkin手把手的教他如何思考学术问题，对他的事业帮助非常大。
李稻葵学长称自己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乐于学习，不疲于学习，不仅跟老师学跟优秀的人学，他还喜欢跟不同背景的人聊天学习。他喜欢跟黑人聊天，跟他们交朋友，从中了解到美国黑人的从政情结；跟同性恋的人聊天，想知道他们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评价男人和女人的美丑，如何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安排；在香港跟打扫卫生的工人聊天，和门卫保安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看社会问题的视角，也学习如何讲更标准一点的广东话。
终身学习而又谦虚的李稻葵老师打趣说，西方人死后立的墓碑，一般是当地社会闻达的杰作，偶尔也有自己生前就写好的，最能客观评价一个人的一辈子，去一个古镇， 一定要去访问墓地， 很有看头。 自己的墓碑， 如果后人这么写，就心满意足了： “此本平庸之辈，唯嗜学，广结各路英才，乃一生充实”。
刘翔的突破让我感动，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
谈及回来后要做的事，李稻葵老师平静中掩饰不住激情。他说中国目前需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自己回清华以后，仍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这是大前提，但“更重要的是”，李稻葵老师真切的说，“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和国际学术界同行进行对话，对话不等于照搬，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要跟国外的学者说，中国的发展有多精彩，但中国的问题你们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你们大多数研究的基础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经验，至少需要修正。我们要跟外国人讲，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美国20世纪初以及日本19世纪下叶的经济崛起绝对可以相提并论，我们用数据讲话，那他们会很震惊的。我们的崛起会对世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我坚信，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对世界有影响有贡献。也许几年下来还看不出来，长期坚持，会有收获”。
“其次，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但做这种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学长低调含蓄、不同意称他为“经济学家”，说自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是一个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他曾经学习生活并始终炽爱的校园，爱国爱家爱清华之赤子心一如他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永不改变的人，李稻葵学长深情的说，“中国的经济学就象我们的田径，尤其是短跑，一直是我们的弱项，长期以来，世界都认为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不会短跑，还找出各种原因，什么条形肌与块形肌不同，什么爆发力与耐力不同，什么胯骨性状不利于短跑，什么祖祖辈辈的食物结构不同，等等；很多人也说，中国人不会搞经济学，没有西方人的灵感和直觉，只会泛泛而谈，要不就只会搞数学搞技巧，从小教育就不行，没有独立的社会思辩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 说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墨守成规，迷信成规，甘心落后，不思突破，现实就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的这些论断就会成为永恒的历史。所以刘翔的突破是真的让我感动，这个突破意义太大了，在内行人看来，这块金牌比所有其它金牌加起来都意义重大，它证明只要我们打破迷信，承认落后但不甘落后，下功夫钻研我们的长短之处，成规是可以被打破的，中国人是可以在这些项目发挥出优势并取得突破的。那么我们的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中国其它的落后行业为什么不可以？！ 这才是奥运的真谛。 ”“经济学研究领域，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崛起，这是要打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当今世界的精英们无人否认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中间的经济问题提升为理论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我们要和同事们共勉，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这个已经不流行谈论并抒发理想的年代里，他以这样一种更加平和隐秘的姿态让众人看到学长的一颗拳拳赤子心。
清华要想办成世界一流就要海纳百川
走过世界上多所大学的李稻葵学长对大学的理解也很独道。他说，所有研究型大学无非就是三件事：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前两件无需解释，所谓社会服务，它包括参政时事，发表评论，对重大案件参与分析，讨论事故原因等等。做这三件事，各个大学侧重点有所不同，风格也会各异。李稻葵学长认为，清华在人才培养方面做的很成功，有自己的校训，对校友很有凝聚力，这是世界上很多大学都缺乏的，是清华传统的优势，清华的社会服务也做的很好，教授参与政府决策甚至担任职务，在世界各地都能碰见清华的老师。
而知识创新，李稻葵学长认为是需要引起关注的。他说“知识不是靠重复创新的，而是要有创造力，创造力来自何方，来自广义上的天才”。李稻葵学长认为“一般说来，天才就是怪才，就是与众不同，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既是天才，同时在待人接物上还很得体”。“天才有几个是正常的人？有几个是能与社会平安相处、相安无事的？清华历史上的国学大师们， 有几个是正常人？ 现在看来，恐怕只有赵元任是少有的例外。所以知识要想创新就要海纳百川，要有足够大的胸怀，容纳得起一批象疯子一样的天才”。以此，李稻葵老师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是很难当的，他需要在大富翁前扮演乞丐，在不失各自尊严的前提下，赢得同情和财力支持；在校园里扮演幼稚园的老师，因为天才们跟幼儿园的孩子是一样的，需要校长哄着这些天才们高高兴兴的玩自己的玩具，玩各种新的花样，这就是真正的高层次上的知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大学的灵魂； 同时， 在中国，校长还得善于和上级政府部门打交道，合情合理地争取大学发展更大的空间。
【同学感悟】
既敬仰又亲切，是跟李稻葵学长交谈完后最大的感受。无论是“非理性选择”还是“酷爱汽车、篮球”，李稻葵老师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所爱。而无论何时，他最爱的永远是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中国土地。
——万军
三次“非理性”选择，三次听从心灵的选择，漂泊再久，终究要叶落归根，回家了的李稻葵学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自己的拳拳赤子心。率真可爱的李稻葵学长不仅是老师，亦是朋友，更是榜样，激励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努力，为了自己的所爱而奋斗，为了自己的赤子心而拼搏。
——王珮琪
（经管学院 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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